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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个月前，小芸没有给她45岁的非洲丈夫办签证，而是请求警察把他遣送回国。为此，别人都说她心狠。她心里清楚：自己实在是受不了。

过去的好多年里，就像小芸的丈夫一样，许多非洲人涌向广州。他们在这里淘金，甚至娶中国老婆，加深与这座城市的联系。

如今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来了。

相遇广州街头

小芸今年38岁。她22岁时离开家乡河南，在广东漂了16年。

早年她有过一次婚姻，那时她还没开始漂。和前夫在农村老家办了场热闹的婚宴，但是没有领证，没过多久就离了。

她的第二段恋情也只维持了一年时间。男朋友来自陕西，他们在广东打工过程中相识。交往快一年的时候，男友告诉她，他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。一是嫌她远，二是嫌她是“二婚”。最后两人也分手了。

小芸一直钟爱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。最早出来的时候，她在顺德一间电子厂里做流水线女工，加工小零件。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重复1000多次。她觉得自己的生活枯燥而漫长，看不到头。

再加上每个月能到手的工资永远只有300块。不想被那种日子束缚住，她下定了决心离开。

广州三元里广元西路一立交桥下

失意的她拖着行李箱到广州寻出路。“广州不仅气候好，机会也更多。”她想着。“毕竟是大城市啊！”站在火车站旁车水马龙的路口，周围很吵，但霓虹灯的光很亮，她想追赶上这座城市的步伐。

小芸前后打过好几份工。她自知学历低。成绩不好、不想上学的她，只读到初中毕业就没往下读了。但是出来打工后，她想尽各种办法为自己“投资”。那时候电脑懂得少，她就报培训班学电脑，还学了设计。

“想着学好就能找个好工作。”报一个社会培训班，花掉1000多元钱，几乎是她半年的伙食费，她也不心疼。她从来不逛街，都是路过店铺时碰到打折才买。“看到好看的衣服，过去试一下，觉得便宜，才买下来。”她说。

后来，她终于找到了一份美工的活，坐进了办公室。然而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一行。“实在是太费脑子，太死板了。”她还做过一些跑业务的工作，卖保险、推销信用卡，时间都不长。

但是，在大城市呆惯了，有个念头在她的心里慢慢冒出来：她想在这里定居。这个外地女孩似乎已经忘却离乡背井的苦涩。“想一心一意赚钱，然后在这边买房子。”

没过多久，一个来自非洲的男人，改变了她原本的生活轨迹。

2004年初春，刚过完年回来没几天，在广州街头，小芸第一次遇到了这个尼日利亚人。那人恰好和她的朋友认识，在朋友的牵线下，两人慢慢熟悉起来。

从没有接触过外国人，她觉得挺好奇，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个机会——可以跟着这个人学英语。这一契机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认识大约一年后，他们正式在一起。

“家里人知道后很反对，直到现在都反对。”小芸理解，但是她并没有太多的动摇。在她的印象中，丈夫话不多，但心地很善良。“走在路上看到乞讨的，一给就是10块钱。”她说。

合开了间外贸服装“夫妻档”

在广州三元里的广园西路上，他们联手开了一间做外贸服装批发生意的“夫妻档”。几百家档口里，小芸和丈夫的档口并不十分起眼。但这里是他们事业的“起点”。

每天，她的丈夫早上很早起来去市场找货，她在档口做生意。没过多久，她就能和客户用英语对话，虽然口音听上去有点蹩脚。

他们18平方米的档口，每个月的租金将近5000元。过来采购的客户基本是非洲人，要的都是“尾货”。一件T恤的批发价格不超过10元，牛仔裤不超过20元。这些“白菜价”的衣服每件只能赚几元钱。每个月得卖出足够多的衣服，才能够不亏本。

他们经历过外贸服装生意的红火期。2006年至2010年，中非贸易往来频繁，虽然签证政策越来越严，但仍阻止不了源源不断的非洲人从他们的故乡涌来广州。光顾服装城的非洲人，经常一次就拿上千件货。最多的时候，他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两三万。

当然，也会遇到一些难缠的客户。谈好的15元一件，1500件货全都打包好后，对方又改口跟她说14元。磨了好一阵后，对方仍不肯松口，最后她只得妥协。

还有一次，有个客户选货时把衣服在地上摆一大摊，乱七八糟。说好的全部拿走11块钱一件，最后又临时改了主意：只挑30件，还只愿意出10元一件。“全拿走10块钱可以，但是只要30件，没什么钱赚。”小芸跟那人说。对方听了，把货往旁边一扔，站起来就走。

时间久了，她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：比如做这一行得会找货，有时候挑货时看走眼，货没买好，就很容易亏本。另外货放的越久，往往越卖不出去，也越不值钱。“所以，有时候该出手时就得出手。”她说。

他们长期租住在白云同和的一个城中村里。因为商业繁华再加上靠近地铁站，一间两房一厅的民房，每个月的租金加上水电费要将近2000元。

不过，尽管有时候会觉得辛苦，想想生意还不错，丈夫也在身边，孩子出生后，家里也不像之前那样强烈反对他们的结合。她觉得松了口气。

唯一担心的是大儿子。“他不爱学习。”她说。“也许是我太忙，从小对他放纵惯了？”她觉得不解。花钱让大儿子学跆拳道，他半途而废。后来又让他学爵士鼓，他好像也兴趣不大。

再后来，因为身上没多少钱，儿子的这些爱好更是“搁置”了。

过去的好多年里，就像小芸的丈夫一样，许多非洲人被“淘金梦”召唤着，来到广州经商和生活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，会在这里娶一个中国老婆，来加深同这座城市的联系。

然而，签证难往往又关上了他们长期居留的那扇门。

丈夫的签证续签常常让小芸觉得头疼。她感到广州对非洲人的检查变得愈发严格。“一次签证往往只有3个月、6个月、最长也就1年。”她无奈的说。“你不知道下一次去办的时候能不能通得过。”

尽管小心翼翼，2008年她的丈夫因为签证过期，被认定非法滞留广州，不得不交上一笔罚款后，回到尼日利亚老家。“我独自带着大儿子，等了他快五年。”他们拿到结婚证，已经是2013年的事。

他们做生意的那座外贸服装城里，四到六层全是密密麻麻的档口。“你在这里看到的中国女人，一般都是嫁给非洲人的。”她说，“纯粹是中国人开的档口很少，这一层只有三家。大部分都是非洲人或者是中非夫妇开的。”

她遇到过一个广东女人，对方当时一边哄着几个月大的孩子，一边告诉她：老公迟迟拿不到签证，平时只能在外面“找货”，只有周末才敢来档口，大部分时候，带小孩和做生意都是一个人。“不过，每个人的故事，谁又知道呢。”她又转移了话题。

赔了人家3万块钱

2013年春天，小芸的丈夫重新回到广州。那时，她对服装生意的前景还非常乐观。为了把生意做大，她在银行贷了十几万块。她想拼命挣钱，然后在广州彻底扎下根来。

然而，一连串残酷的现实，击碎了她的赚钱梦。

回来后没过多久，她的丈夫就“犯病”了。一天深夜，喝了酒的老公跑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乱砸一通。他被抓起来，坐了三个月的牢。“被判赔了人家3万，都是我出的。”她感到无奈。

那次出事之后，她的丈夫被鉴定出来患有精神病。为了给他治病，她每个月都要花掉一千多买药。“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长。”这三年中，她的丈夫因为没拿到长期的签证，只得不停地回国。

后来，好不容易生活平稳，丈夫可以拿到一年的签证，她也再一次怀孕。那时她想：这下应该可以一起好好做生活、做生意。但她发现老公变得越来越懒了。“只会享受安逸的生活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愿意干。”

她不太愿意再去回忆起那些不开心的日子，只是叹了气，“怀孕、生孩子期间，他基本没照顾我，而且花钱只知道朝我要。只会拖累我。”她说。

还没来得及细想，打击再一次接踵而至。在她怀孕5个多月时，父亲被查出来患有“多发性骨髓瘤”。去年10月起，她和弟弟为了给父亲做化疗到处筹钱。放疗一共花掉了50多万，她出了近一半。这之中有之前从银行贷的款，还有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。“到现在都还没还完。”她说。

同时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打击，最艰难的时候，她怀孕7个月还要大着肚子在档口拉客、卖货，甚至干一些重活。而生意却是愈发冷清，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
“眼看生孩子的钱都没有，他却一点不着急，不操心钱的问题，更不会紧张我爸的病。”那时，因为拖欠两个月的房租，小芸还被房东下了最后通牒。

种种矛盾积累，她和老公大吵了一架，一气之下当众骂了他。“没给他面子，所以他又犯病了。”那之后，从去年年前到今年6月底，她老公都只在家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基本没出过门。她形容道。

今年6月，小芸觉得实在受不了。她做了一个决定——没有给她45岁的丈夫办签证，而是等他签证过期后请求警察把他遣送回国。她盘算着，这样能省下5-6千块的机票钱，虽然代价是丈夫5年之内再不能来中国。为此，别人都说她心狠。她觉得很无奈，“现在的情况，真的是‘养不起’他。”

交不起租金熬不下去

大约2015年下半年开始，广州的大批实体店遭遇“关店潮”。小芸所在外贸服装批发城也同样未能幸免。“拉不到客户，不少档口交不起租金，熬不下去。”本就充满变数的道路变得愈发模糊。“回家的回家，转行的转行。”今年三月份，距离档口租赁合同还差两个月到期的时候，小芸退了档口。

不过，九月份之后，小芸又在服装城三楼另外租了一间档口。她想把生活努力拽回之前的轨道，期待转机出现。同一个地方，她发现，如今不少档口的推拉门都紧紧关着。她旁边的两家档口，只残余泡沫做成的廉价招牌。其中一家招牌上，手写电话号码早已字迹模糊，只剩一个缺了V字的LOVEYOU装饰还歪歪斜斜的贴着。

仍在营业的档口附近，零散地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蛇皮袋子，袋子里包裹着上百件T恤或牛仔裤，显得鼓鼓囊囊。更多还没有卖出的衣服，或是被绳子、铁链串起，挂在档口，或是像咸菜一样，堆叠在过道上。

她的新档口，在电梯旁的拐角处。本就狭窄的空间被一堵墙硬生生隔开，墙上贴着深红色墙纸，由于时间久远，边缘翻卷起来。一些墙纸出现破损，灰扑扑的墙面裸露出来。在管理处的特殊照顾下，她以每月1668元的仓库价租下这里。

小芸把样板一件件挂在旁边档口的推拉门上。她的好多样板都是从别人那里要来的。因为手头没有多少钱周转，她从别人那里拿了一袋货，给500块钱押金，卖出去后再把钱和对方对半分成。

前几天，她新进一批棉布女装裤，以每件6块钱拿的货，最后却只卖了4块钱。因为质量不太好，放了好几天都没人要，他们最多只愿意出3块钱。“亏死了。好不容易有人出4块钱，我只能卖。”她说。她觉得无奈的是：“现在来一个客户，都是要抢的”。

由于带着一个11岁和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。为了节省房租开支，她搬去了离市中心更远的白云石井。

“学费年年长，把我的孩子逼到花都。”她还要承担大儿子私立学校每学期4000多元的学杂费。

她如今身上还背着好多债没有还完：做生意亏本的，父亲生病借的。她的银行贷款也因为无力偿还而逾期。

终是没能追赶上城市加速的步子，也没法追上每年似野草般疯长的房价。“赚不到钱，银行的信用也不好，买房已经成了一种奢望。”

“那么多年没有碰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”她回想漂在大城市的许多年：档口好像也没怎么赚到钱，都被丈夫折腾掉了。”她说。

在感觉最艰难的那个时刻，她开始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卖辣椒酱筹钱。“都是为了生活。”最多时，她一天里会在朋友圈发布足足12条消息，都是关于辣椒酱的。她仿佛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般。

然而，效果并不如她的预期。第一次只筹到795元，第二次更少只筹到433元。她自己额外添了200元，才凑够原本定下的项目目标金额，不至于筹款失败后让那笔钱“打水漂”。

大约晚上11点、12点的时候，她会在趁晚上把小儿子哄睡之后开始做辣椒酱，备齐瓶瓶罐罐之后，她会让大儿子帮忙搅拌蒜蓉和姜蓉，她自己则去煮辣椒和鸡肉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做出一大锅大约装15瓶份量的辣椒酱。

但卖出去的并不多。最多的时候，她一天也只能卖出三、四瓶。

客厅的简易餐桌上摆着一箱从淘宝上买来的车仔面，旁边是散落的酱料包。“那是给大儿子准备的。”因为做生意常常比较晚才能回来，大儿子饿了就自己煮面吃。她觉得愧疚，但也是不得已。

她常常想：如果辣椒酱能卖到一定量就好了。这个38岁的女人希望学习老干妈，把辣椒酱生意做大。

“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把辣椒酱生意做起来。赚钱还债、养孩子、然后回老家过无忧无虑的平淡生活。”漂在广州16年的她没有把这里定义为她的家。她心中的那个家是河南老家，“还完债就可以抛开广州回家。”她如此描述。

虽然觉得翻身挺难的。但是她仍会安慰自己，“万一哪天又翻身了呢。”

她的那束希望之光似乎亮了一瞬又暗下去了。如今，最初的念想早已被生活磨平。不久前，因为生意没有多少起色，她新租的档口再次关门。

前几天，她久未见面的弟弟打来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弟弟问她，打算什么时候回家？这句话狠狠地击中了她，她想家，但另一种念头似一堵墙，横亘在她与弟弟的对话之中：“欠了那么多的债，还没还清，回去又怎么交待？”

她想快过年了，她大抵会想家，但她也特别害怕回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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